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運動:主體性設計思維中的呈現
Romantic Movement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
The Awareness of Subjectivity in Architectural Thinking
蔡文平*1 施植明*2
*1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程技術研究所建築設計學程研究生
*2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程技術研究所建築設計學程副教授
一、前言
西方近代的思想轉變，在中世紀之後由於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再以神學的方式而是以理知和經驗的方法來解釋自然現象，這種轉變構成了近代哲學思想人性的自覺。從培根（Francis Bacon）《新工具》（Novum Organum）所代表的「創新」與各地方新的語言文字之誕生所代表的「覺醒」…等，在發展與進步中，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因應而起。在文藝復興時期各種學術百家爭鳴，其中最主要的啟發：不只是希望跳過以「神」為中心的中世紀時期而能回到以「人」為主的希臘時期的思想，進而發展自我及創造世界。到了啟蒙運動時期更闡明了「信念」和「實行」兩大特徵，整個重點站在人性與人道的立場，追求人的尊嚴與價值。浪漫主義運動（Romantic Movement）即在此環境下蘊育而生。
二、浪漫主義
「浪漫」（romance） 此字原是源自中世紀時代的羅曼史或表現不合常規的詩。施萊格爾（Schlegel）在1798年《阿頓瑙姆》（Athenaeum）雜誌撰文，稱「前進的、宇宙的詩」是浪漫主義的詩，而此也是它的最早定義（李美蓉，1995：2）。在廣為流傳之餘，通常只是相對於「古典的」，而未有明確的意義或方向，往往以一種心靈的態度視之。劍橋百科全書中定義「浪漫主義」（Romanticism）：「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曾影響人類思想和感受的一個大文藝思潮。文藝復興把人提升為衡量宇宙的主體。浪漫主義把個人置於所在世界的中心。這場運動部分是因唯我論者貝克萊和懷疑論者休姆至康德強調心靈的活潑躍動而引發，但卻是那些富於想像力的作家有效地強調並解放了主觀意識的權威性。」
朱光潛在《西方美學的源頭》提到浪漫主義有積極的與消極的兩種不同的傾向，但均具下列三種顯著的特徵：「第一、浪漫主義最突出的而且是最本質的特徵是它的主觀性……其次，浪漫運動中有一個“回到中世紀”的口號，這說明浪漫主義在接受傳統方面，特別重視中世紀民間文學……第三、浪漫運動中還有一個“回到自然”的口號。」（朱光潛：66—70）
在《建築形式來源》（ Sources of architectural form— A critical history of Western design theory ）書中，蓋勒特（Mark Gelernter）以主體—客體、唯心—唯物的觀點將「認知的理論」—理想主義、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分別對應於「實踐的理論」—浪漫主義、古典主義、實證主義，其中浪漫主義「強調個人之能力、靈感和天份的重要性。」（Gelernter ,1995：30）本篇論述所要強調的是浪漫主義通過自我陳述來象徵主體的意識和展露其思維與反省的能力。
三、浪漫主義風潮的背景
啟蒙運動時期由於政治、宗教…等環境的改變及實證主義影響下對古典的復古，相對地產生希望重新與自然結合，並從中喚醒原始的、情感的、個人的部分之思想，例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回歸自然」的口號與啟發式教育的理念，在在展現對情感的呼喚。一方面，這可被歸屬於理想美的純淨概念；另一方面，又有著一種無法適用傳統美感經驗的概念，逐漸地引起重視（李美蓉，1995：28）。 例如伯克（Edmund Burke）在《崇高與美的論文》（Essay on 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1756）提到比「美」更重要的「崇高」—一種高亢有力的情感反應（Gelernter , 1995：159），包括相對於「吸引」的「排斥」、誇張與過度…等感覺，「強調藝術的聯想特性，且對干擾也給予新的重要性。」（李美蓉，1995：33）除了盧梭、伯克…等的理論對浪漫主義思想之影響之外，康德（Immanuel Kant）與德國觀念論（German Idealism）亦具有重要之影響。康德從哲學四大問題—我能夠知道什麼、我能夠做什麼、我可以希望什麼、人是什麼—導出「純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及「判斷力批判」，指出人性天生的審美判斷與目的判斷。
西方藝術從最早的物質形式高於精神內容、早期古典與文藝復興時期之二者並重，到中世紀以及浪漫主義時期則將精神層次提升，並提供了對歷史新的觀點。例如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認為美學的品味乃當代人民精神所致（Gelernter , 1995：164），黑格爾（G. W. F. Hegel）也認為不同時期應各具特別的精神，即德國觀念論後來所發揚的「時代精神」。這不僅影響啟蒙運動時期的歌德復古（Gothic Revival），也影響19世紀以後現代建築對此議題之重視與詮釋。
四、浪漫主義時期的建築
從勞基爾（Abbe Laugier）的《建築藝術評論》（1753）中「原始小屋」的主張之後，羅伊（Le Roy）的《希臘遺址與文物》（1758）、溫克曼（J. J. Winckelmann）的《古代藝術史》（History of ancient art,1764）等各種論文，乃至法國大革命…等連串的事件，這時期的藝術活動已無可避免地面臨文化、社會的複雜化而蓬勃發展。舉例來說，「自然」對18世紀的召喚，典型的改變就是從幾何形式的花園變為休閒式的花園。沃波爾（Walpole）形容肯特（William Kent）為「第一位跳越籬笆，看到整個自然是一座花園的人」（李美蓉，1995：40），肯特在當時為詩人波布（Alexander Pope）設計的花園，可謂結合了作家加入這場浪漫主義的景觀運動（顧孟潮、張百平，1992：217）。打破規則或傳統樣式、充滿的想像力設計理念，可在蝕刻畫家皮南尼西（Givanni Battista Piranesi）豐富的圖集中看到，包括奇想集（Grottesdri）、監獄集（Carceri）和羅馬集景（Varie Vedute di Roma）…等（張樞，1988：64），皮南尼西以誇張比例的手法及驚人想像的特質，來塑造羅馬宏偉的景觀，當中錯亂的柱列、壓縮的空間，「崇高」的表現令人印象深刻。從1765年的《論建築》到1778年的《佩斯圖姆蝕刻》，摒除了真實的建築而馳騁於想像的世界，雖然他的圖與文字，很少被直接引用，但對後來的建築師也或多或少產生了影響。
浪漫主義時期的建築形式，現在就以四位著名的建築師：索恩（John Soane）、布雷（E. L. Boullee）、勒杜（C. N. Ledoux）與杜宏（ J. N. L. Durand ）分別來探討。 首先，索恩由於對考古的興趣以及受凡布福（Vanbrugh）和霍克斯摩爾（Hawksmoor）的影響，採取組合的技巧：神殿的語彙運用於銀行；博物館的語彙運用於住家；教堂的設計既非古典，亦不同於歌德…等，其方式與其稱為「折衷」（eclecticism）倒不如稱為「漠視樣式的差別」（indifferentism）較為貼切（Collins , 1965：23）。索恩認為無論從任何視點，一個完整的型式應該如同雕塑，才可稱為美的建築。這種勇於創新的改革想法，雖然只是簡單的反傳統、反平常的方式，但其以新的設計手法與思維方向突破當時傳統的古典教條，非常難能可貴，也為「浪漫」的建築開創了新的方向。
其次，布雷因教書之故，往往在某些競圖或特殊個案之後，提出一些理論化或理想化的設計，例如「凡爾賽宮整建案—皇宮設計」、「馬德蘭教堂—教堂設計」、「皇家圖書館閱覽室—公共圖書館設計」…等以紙上建築的方式來呈現其建築的理念。布雷認為「物體的形象作用於我們的感官所引起的反應，在於其引起吾人感官的能力，和這個物體對我們熟知的其他物體的對比」（張樞，1988：67），就像建築的「大量體」或「大空間」所造成的震撼，使人體會到空間的存在與其宏偉所產生敬畏的感覺；而對稱的實體如立方體、角錐體，尤其是球體，是最令人愉悅的形狀、最豐富的變化與最偉大的一致之展現（Collins ,1965：24）。對他而言，建築不只是源自外在的自然，也必須是出自建築師內在的想像。其「牛頓紀念館」計劃案（project for a Memorial to Isaac Newton，1784）便是解釋形體與尺度，最明白的示範。這動人的設計，暗示著主體以「壓倒性的明晰來揭示一種理念的結構」（李美蓉，1995：77）而彰顯了主體性的設計理念。
勒杜的作品許多都在法國大革命中被破壞，在其所著《藝術、風俗、法律與建築之關聯》（Architecture considered with respect to Art ,Customs and Legislation ,1804）書中提出一系列建構理想城市及建築的方案，其中的想法乃源自1773—79年於阿爾克�塞南（Arc-et-Senans）的皇家製鹽場之設計理念，藉隱喻式的平面形態或建築外形來象徵社會的抽象形式，例如高的斜屋頂、農村式建築的鹽場作業區—低的斜屋頂、古典式山牆柱廊建築的鹽場管理處；象徵鹽場的「水柱」（spout）；象徵放蕩—道德的「陽物」（penis）…等（Frampton ,1980：16）。他認為建築平面形式不是源自機能，而是透過平面形式來展現機能。「建築是一種象徵」的革命性概念，可說是勒杜對其後的現代建築重要之貢獻。
對布雷而言，圓形乃完美的形式；杜宏則視為經濟的—在有限的面積，能包被最大的體積。他以聖傑納維教堂（Ste-Genevieve）為例，原先的十字形平面需要有206 根柱子和612公尺長的牆面，然而同樣面積的圓形平面，卻只需要112根柱子和248公尺長的牆面，這種合理的、經濟的空間，他認為人們更能得到印象深刻的感受（Frampton，1980：15）。在當時的經濟環境下以及在技術學院講授機械方面的課程之故，他認為建築中的兩個困難就是：（私人的建築中）以最少的經費達到最理想的方案；（公共的建築中）以既定的預算達成最大的效應。換言之，符合需求即是美，裝飾其實是無助益的。因此執著於以合理的代價達到適合的特性的方法，例如經由模距排列而成的固定之平面與可變換之立面的設計方法。相對於布雷追求完美的審美價值，杜宏以不同角度出發來追求理想形式，正是主體的判斷力在設計思維中呈現所致。
當時由於意識到經濟、工業、社會的改革，在1830年代到1850年代，普金（A. W. N. Pugin）與羅斯金（John Ruskin）…等人，對新風格的訴求就以不同的觀點來提倡「歌德復古」。誠如先前提及浪漫運動的口號：「回到中世紀」，歌德式的自然，是活的形式，其情感的召喚與想像的結合，成為當時喚起精神意識的運動之主因。對普金而言，希臘風格乃異教作法，引用於教堂建築實為罪惡，他認為英國當代生活的罪惡根源，是來自新教而不是工業革命，而歌德式的構成與造型均符合其設計的目的。普金之後，羅斯金於《建築的七盞明燈》（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 1849）則以強烈的道德感和社會熱忱，來支持歌德式的復古，並激起住家建築廣泛地利用歌德式（李美蓉，1995：149—151），同時強調以內在心靈與外在型式的結合，來探討歌德的本質。二者之間最大的差別，在於天主教徒的普金所抱持的是「中世紀建築—19世紀建築」之觀點，而新教徒的羅斯金則是「中世紀建築—19世紀工業」之觀點。對普金來說，結構的表現是其支持歌德的立論；羅斯金則認為歌德是藝術家情感的表現（Swenarton , 1955：207）。其共同處，均凸顯出由主體性的呈現而產生的價值觀所導引的建築思維。
五、結論
如果前拉斐爾主義運動(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 ) 是與「古典」交戰的浪漫主義運動；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與工藝美術運動（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等，則可稱為與「機械」交戰的浪漫主義運動。當中經歷了結構、裝飾、手工、機械…等議題，但都不妨礙這時代人本主義的訴求與浪漫精神的追求。對今日而言，或許當中許多使用語彙和思考模式，接近機能主義或實證主義的方式，然而當時這些手法，無論是背離或反對古典建築使用的語彙，均意圖透過建築型式之思索來展現個人內在的省思及主觀價值的判斷，而不是非邏輯、非理性或客觀的創作，更不是古典主義因循前例的推演邏輯（antecedent—consequent）或實證主義科學決定論。反觀後來的機能主義，只是將各種表現還原為功利或工程的角度，其出發點完全不同。他們不因循「沿用或重新詮釋」（apply and reinterpret）的傳統，而是「重新判斷其價值」（re-evaluate）的改革態度，儘管沒有帶來長久的影響，但仍足以視為現代建築之先驅（Collins , 1965：21—22）。總而言之，主體性在設計思維中呈現就是浪漫主義建築中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參考書目：
王申祐譯（ ﹖）現代設計的先驅者—從威廉�莫里斯到格羅皮烏斯，台北：建築與文化出版社。
朱光潛（ ？ ）西方美學的源頭，台北：金楓出版社。
(3)李美蓉譯（1995）浪漫主義藝術，台北：遠流出版社。
(4)張樞（1988），“從開放的心態談建築中的想像力”，建築師雜誌，1988年3月，pp.63—70。
(5)顧孟潮、張百平合譯（1992），建築的故事，台北：博遠出版社。
(6)Collins , Peter（1965）Changing Ideals in Modern Architecture , North America：McGill University Press.
(7)Frampton , Kenneth（1980）Modern Architecture：a critical history , London：Thames and Hudson.
(8)Gelerter , Mark（1995）Sources of architectural form—A critical history of Western design theory , 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9)Swenarton , Mark（1955）Architectur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d. Iain Borden and David Dunster (1955）Architecture and the Sites of History , New York：Wason-Guptill Publication）pp.200—212.